老子要求统治者治理国家应该顺应自然的要求，不妄为不妄作，对百姓实行一种不干涉的政策。

正如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所指出的：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对此，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是一个连续性的文明，是富有洞见的。

比如，作为战国时期儒学的两大高峰——孟子和荀子，便分别侧重于孔子的仁和礼，发展并丰富了儒学的义理世界。此处的亲睦平章协和等词语，其实都是在强调一种亲和关系。孔子说：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二程所谓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张载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都拓展了仁的命题。类似这样一种突出伦理情感的社会政治思想，从《尚书》便已奠基。

而纵观孔子一生，学习的精神，形成孔子的独有标识。而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与孔子思想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关系。其中，庑殿顶是最高级别的样式，专属皇家建筑。

礼制建筑与礼制的关系最为密切，这些建筑通常是为了满足某一特定礼制的需要而建，如为吉礼而建的坛丘、宗庙、祠堂，为凶礼而建的陵墓，为宾礼而设的明堂、辟雍、朝堂，另外还有一些因礼而产生的建筑元素，如阙楼、钟楼、鼓楼、华表、牌坊等，这些建筑无论内容、布局、外形无一不是来自‘礼制而做出的安排，在构图和形式上以能充分反映一种礼制的精神为最高的追求目的。一、礼与器的双向互构形而下的器与形而上的礼之间是双向互构的关系。首先，科技的发展不能脱离现代伦理的规约框架，科技伦理治理应被视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在国家整体安全观的视域下审视科技带来的伦理风险和社会风险。 注释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88-789页。

它使我们注意本质的东西：我们只有一次的被死亡束缚的生命。所以，从礼不下庶人到礼下庶人的转变，除了有政治垄断的原因，也受到技术水平、经济实力等条件的限制。

【29】墓葬建筑是一种典型的纪念建筑，儒家传统向来重视丧葬，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在这种文化氛围中，阴宅建筑的重要性不亚于阳宅建筑，尤其是受厚葬以明孝观念的影响，从帝王到百姓更是将厚葬视为社稷、家族之大事。但某些设施可能因巨额的耗费，唯有皇家或贵族才能负担得起，与之相应的礼则自然不能下庶人了。比如按照《礼记》的描述，主人入门而右，客入门而左，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5】，如果没有东阶西阶这些基础设施，主客间的揖让周旋之礼则不可能实现。就规约天子的日常行为而言，《礼记·月令》记载，天子一年内不同的月份要分别住在明堂不同的宫室，如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左个。

【24】因此，封建礼制采取各种手段对男女进行系统性的隔离，除了制定各种礼仪规范来规约男女的交往，还采用建筑格局来从空间上对男女进行物理分离，规定男女各自的合法活动范围，从而对个人日常行为产生重要的规约作用。【28】从中可以看出，女性如果无故走出其领地是不合礼制的，同样，男性无故进入女性的领地也是不合礼制的，所以，从一个角度看，已婚妇女确实是丈夫家中的囚徒，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她又有着丈夫没有的自由，她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她和孩子在那里过着安静的生活，她锁上装着自己嫁妆的箱子，完全由自己支配。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4】在礼制的影响下，建筑成为礼的具象空间，体现出一种物质化的儒学价值观。

现代社会已经超越了这种等级制度，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器物的设计和使用不再像古代那样等级森严，但是器物的身份象征功能并没有完全消失，现代所谓的符号消费可以说是这种传统的延续。【30】四、余论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儒家并没有把器物从礼制体系中剥离出来，器物的设计与使用应在礼制框架下运行，器物是礼制的物化形态，与礼制秩序具有同构性。

明堂是体现伦理教化的典型场所，它是古代帝王所建的最隆重的礼制建筑，是天子权力的重要象征，用于朝会诸侯、发布政令、大享祭天、配祀宗祖等重要政治活动。比如，北京故宫太和殿作为皇宫的正殿，使用的就是重檐庑殿顶，而天安门作为皇宫的前门，使用的是重檐歇山顶。

通过藏礼于器的设计，儒家认同和倡导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情感在纪念建筑中得以表达，以此塑造人们的道德情感，强化人们对儒家价值观的认同，比如汉朝的云台和麒麟阁，后人对它们的评价是以忠以孝，尽在于云台。21段伟文：《信息文明的伦理基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08页。歇山顶次之，五品以上官吏的住宅正堂、宫殿、寺庙方可使用。17 柳肃：《营建的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建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页。这当然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是我们也应该看清消费面前人人平等的实质，现代资本社会在取消政治特权的同时却建立了资本特权，即以资本为尺度来给社会重新分层，通过资本化的符号消费，现代社会建立了新的社会分层。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国，门东北面东上，诸男之国，门西北面东上，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九采之国，应门之外北面东上。

在周代分封制下，不同等级诸侯的国土面积、城市规模、城墙高度、建筑样式、道路宽度本身就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嗣后建筑制见于史籍者，多见于五行志及礼仪志中。总之，礼制与器物之间是一种双向互构的关系，在传统建筑中就表现为宫室之制与宫室之治两个方面。

由于礼的重要功能在于维护社会的等级尊卑秩序，所以藏礼于器难免与当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发生冲突，这意味着藏礼于器思想必须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方能在应对技术伦理困境、规范个人行为、塑造社会秩序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提供历史的洞见。如果说在古代社会，政治特权在器物的使用上拥有普通人根本无法僭越的垄断权，那么在现代社会，资本特权所设置的门槛同样也使普通消费者无法僭越，普通消费者只能被排挤到现代资本社会的边缘，资本阶层从而建立起类似于古代贵族所拥有的身份地位。

【17】色彩图案同样也可以标识建筑的等级。7张家骥：《中国建筑论》，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28页。

就建筑之器而言，它在整体布局与群体组合、建筑形制与数量等级、空间序列与功能使用、装饰细部与器具陈设等方方面面，浸透和反映着礼制秩序和传统伦理，并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绵延数千年的独特伦理品性。由于百工种类繁多，本文将仅以传统建筑为例，分析藏礼于器思想如何体现于传统建筑的设计与使用之中。【27】这种区别在《朱子家礼》中有明确的规定：凡为宫室，必辨内外，深宫固门。【11】二、礼的物化：礼制对器物的规约在藏礼于器原则的影响下，礼制对传统建筑具有很强的规定作用，按照建筑与礼制的关系紧密程度，建筑可分为专门的礼制建筑和普通建筑。

在全球治理时代背景下，在建构当代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和加强科技伦理治理能力的紧迫需要下，有必要回顾和总结儒家科技伦理思想，以史为鉴、返本开新，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当前的科技伦理治理实践，同时为世界科技伦理治理提供中国智慧。这种关系也可以从《考工记》被补入《周礼》而略见一斑。

其次，科技的伦理治理和伦理的科技治理之间是互补的，科技一方面是被伦理治理的对象，同时也可以作为一种手段来治理社会。儒家思想作为古代中国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其理论体系同样也隐含着丰富的科技伦理思想，其核心理念可概括为藏礼于器（又称器以藏礼以礼制器），即按照礼的要求制作与使用器物，通过器来强化礼的观念，以实现无言之教的社会治理目的。

屋顶样式如人的冠冕，是彰显身份地位最为明显的标志。【12】普通建筑虽不专门为礼制而设，但也深受礼制影响，其使用也要遵循一定的礼制规定，如私家住宅的台阶使用上，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

 作者：张卫（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系教授）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进入专题： 儒家 藏礼于器 。建筑形式是具有专属性的，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对应不同的建筑形式。23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上），第290-357页。8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第13页。

为宫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13】在房屋位置安排上，北屋为尊，两厢次之，倒座为宾，杂屋为附。

6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上），第434页。一方面，礼制在抑制统治者大兴土木上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黄色是皇帝的专用色，属于最高级别的色彩，其余颜色由高到低依次是红色、绿色和蓝色。【1】随着儒家意识形态在政治领域的确立，藏礼于器思想开始深刻地影响着古代百工的造物制器活动，成为我国古代造物制器的基本法则，从宫室车马到服饰餐具，从专门礼器到日常用品，无不体现出藏礼于器的内在要求。